学生棒制度的演进——刘敏如回忆录节选

前言

2058年

我今年六十七岁，退休返聘七年了。

退休之后我不再教课，但学校保留了我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就在琢玉楼七楼最边上。

窗户朝南，冬天阳光很好，暖气也比楼下足。

香儿那孩子总说我这儿暖和，隔三差五就跑来蹭空调，带着她的实验数据和写不出来的论文初稿，霸占我的沙发一整个下午。

前几天，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叫沐夏，来我这里取新一批学生棒的维护手册。

她站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刘老师好”，然后目光就黏在我书架上那一排旧学生棒模型上了。

第一代的原型机还放在那儿，木头做的，表面涂了一层清漆，和三十多年前我刚做出它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小姑娘看了很久，然后问我：“刘老师，这个东西，真的有人用过吗？”我说有。

她又问：“疼吗？”

疼。

当然疼。

但我想告诉她的不止是这个。

我想告诉她，那根木头棒子改变了很多东西，改变了这所学校，改变了教育惩戒的理念，也改变了一代又一代走过琢玉楼走廊的年轻女孩。

但我没有说。

这些话太长了，不适合对一个急着回去上课的孩子讲。

所以我决定写下来。

2020年

那年我二十九岁，在这所学校教生物，兼德育处副主任。

那时候的琢玉中学还不是什么“实验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中学，升学率不上不下，校舍老旧，操场跑道是煤渣铺的，跑完八百米鞋底全是黑的。

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概就是校规比较严格，迟到要罚站，作业不交要请家长，考试作弊记过处分。

但我总觉得不够。

那时候我年轻，血气方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改变。

每周德育处例会，我都跟主任拍桌子，说你看看这些学生的精神状态，懒懒散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光靠请家长管什么用？

家长自己都管不好自己。

主任被我烦得不行，说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搞一套方案出来，别光在这儿嚷嚷。

一篇论文启发了我《疼痛对女性的正向作用研究》。

此文一出，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学界众说纷纭，撰文教授身处舆论风波之中，但我看了他的数据，太详细了，不像造假。

那一年，对此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教育界也开始探讨恢复体罚制度的话题。

最终我提交了一份方案，主任同意了，校长同意了，教鞭开始频频打在孩子们的手心上。

效果不错

2023年

体罚制度正式确立，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学校建立了体罚制度。我也对体罚制度开始了深度研究。

但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社会上有声音表示，为了那么一点点提升，粗暴地对待孩子，值得吗？

一天，撰写那篇《疼痛对女性的正向作用研究》的教授来到我们学校做演讲，作为教育部允许体罚前就率先尝试体罚的先驱者，我和那位教授相谈甚欢，也问出了这个问题。

教授沉默了很久，告诉我，他主修的是心理学，并不是教育学。

虽然如今在教育界有些名望，但能做的还是有限。

他相信，他的研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体罚制度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路。

我回去写了一份提案。

初稿写了两个多月，查了一堆资料，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写到福柯的规训理论，中间还抄了几段《弟子规》充字数。

最后的结论很简单：现有的惩戒体系缺乏持续性。

打一顿手心，疼一会儿就忘了；罚站一节课，站完回座位上继续趴桌睡觉。

必须要有一件东西，一件能让学生时刻感知到规则存在的装置，一件不会因为下课铃响就失效的装置。

那是我最早的思想雏形。

提案里我写了一句：“建议研发一种可佩戴于体内的、具有持续约束力的学生行为管理装置。”主任看了半天，说你这个措辞太申论文了，能不能说人话。

我说行，就是一个塞在屁股里的棒子。

主任沉默了很久，说你先做个样品给我看看。

样品就是那根木头棒子。

我在学校实验室的工具间里找到了半根废弃的扫帚柄，用锯子截了一段，砂纸打磨光滑，然后涂了三层清漆。

长度是十二厘米，直径两厘米。

我在清漆干透之后用酒精反复消毒。

第一个试用者，是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都不敢戴，我凭什么让学生戴？

木头棒子塞进去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干涩，冰凉，顶端顶到直肠上段时整个小腹都在抽筋。

我把异物在体内留下的时间记录成表格，五分钟、十五分钟、半小时、一小时。

到两小时的时候括约肌开始不自主痉挛，我趴在实验台上深呼吸，冷汗把手心里一张便签纸都湿透了。

但也就是在那一天，我确定了一点：这个位置是对的。

大脑没有任何办法忽视它，无论你怎样转移注意力，它都在那里。

我从自己身上取出的木头棒子放在实验日志旁边，上面沾着浅红的血丝和透明黏液。

我在实验记录里写：学生棒第一代，佩戴时间两小时四分钟。

主任最终没有批准我的提案。

他说风险太大，经费也不足，万一出事他担不起责任。

但他没有阻止我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研究。

他大概觉得我只是三分钟热度，折腾几个月自然就消停了。

我没有消停。

接下来的三年，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了学生棒的研发。

没有经费，我自己掏工资买材料；没有助手，我自己当自己的受试者；没有实验室，我用德育处仓库的角落搭了一个简易工作台。

硅胶、树脂、医用不锈钢、软胶管……我像囤松鼠一样从网上囤了一堆材料，快递盒子堆满走廊尽头那张没人用的旧桌子。

后来收发室的大姐一见我就问：“刘老师又买什么呀？”

第一批硅胶原型机一共做了二十根。

我通过私下关系，找到了五个愿意配合实验的高中生，都是我的学生，平时表现不太好，常被请家长的那种。

我跟她们说得很清楚：这个东西是实验性质的，没有任何强制力，你们随时可以退出。

但我跟她们也说：如果你们愿意试试，也许能为未来很多的学妹找到一条路。

她们都留下了。

最初的实验数据非常粗糙。

没有电子传感器，我只能靠受试者的主观报告和体外观察来评估效果。

肛门括约肌在持续性扩张下的耐受时长是多少？

不同直径对黏膜的压迫程度如何区分？

润滑液的配方怎样平衡插拔的顺畅与持久的摩擦感？

每一个数据都是用人肉试出来的，用她们的汗和我的失眠换来的。

我当时在一个学生报告“两小时后肠壁有刺痛感”这一句旁边用红笔打了个大星号，然后连夜把下一批原型机的表面纹路全部改成圆弧形。

2025年

我发表了第一篇相关论文，《持续性体腔扩张装置在青少年行为管理中的可行性初探》。

论文发在市教育学院的内部期刊上，影响因子几乎是零。

但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审稿意见里有一条问，如何解决长期佩戴可能造成的肌肉松弛问题。

我当时没有答案。

后来这个问题推动了我整个第二年夏天的工作，天天泡在学校附近社区诊所的理疗室里请教退休的老肛肠科医生。

最终我设计出了第一版提肛训练方案，把被动佩戴与主动锻炼结合进同一个流程。

2026年

第一批学生棒管理下的毕业生参加高考。她们的成绩并不非常突出，她们本来也不是学习很好的学生。

但有一个数据让我注意到了，五个受试者中，有两个人的成绩比模考高了将近三十分。

我翻回实验记录，发现这三个学生都是每天佩戴时间最长、适应性最强的那一批。

我在想，也许长时间的被迫坐直和注意力集中训练，确实能改善应试状态。

2028年

学生棒更新到了第三代，医用硅胶，螺纹设计，轻微变形适应肠道形状，还附带了震动，旋转的体罚功能。

我还发明了一种配套的特殊内裤，内裤肛门处有一个硅胶卡扣，可以在锁住学生棒末端，让内裤脱不下来。

没有受伤严重的孩子，长久的佩戴在灌肠，灌药，提肛的三重作用下也没有出现后遗症，

但受试者太少了，第二批，第三批，总共只有十几个学生参加我的实验，数据严重不足。

转机来了。

市教委换了新的分管领导，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姓陈。

陈处长来学校调研的时候正好碰上我在做月总结。

她走进那间仓库改建的小作坊，把参观用的白手套脱下来，一个一个地看那些插在玻璃试剂瓶里的不同代次原型机。

木头的那根被她看了很久。

她说：“你这屋子里的东西，比整个区教育规划里的研发项目加起来都多。”

我说：“没经费，只能靠自己。”

她看完所有数据报告和日志，在仓库堆满包材的小桌对面直视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推广，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拿出成品？”

我说：“已经可以了。只是没人愿意让我试。”

她点了点头。

三个月后，琢玉中学被正式批准为首批“学生行为管理制度创新试点学校”。

没有资金扶持，没有政策倾斜，只有一个试点学校的名头和一张批准的试行文件。

我以生物教研组和德育处的双重身份牵头成立研发小组，第二批实验者小薇从学生助理转为正式成员。

小薇不是第一批那样的普通女孩子，想参加实验项目提高自己的成绩，她是真正的学霸。

她还发明了一个“疼痛分级表”，从“还行”到“不行了不行了”分了十个等级，每一级都配了对应的小动物插画，从睡着的猫到炸毛的刺猬。

这张分级表后来被正式收纳进制度标准手册，名字改成了“主观耐受度量表”，但那几只猫和刺猬我让设计师保留原样。

试点第一年不涉及体罚，学生棒的体罚功能不会启动。

只进行基础适应训练，详细记录学生佩戴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

每天早晨早读课开始佩戴，午休和放学取下。

我们给每个试点班级准备了单独的女卫生间，安装了学生棒清洗消毒用的专用收纳柜和灌肠机，结果第一个月因为排不到位吵起来的女生不下十次。

后来同学们私下建立了一套课表排序法，把灌肠和棒体消毒的流程精确到分钟，每天早读前把安排表贴在卫生间的镜子上。

那大概算是最早的自组织体罚流程管理模型。

虽然后来AI替代了这些，但我始终觉得那时贴在镜子上歪歪扭扭的手写清洁表，是学生棒制度最生动的一幕。

也是在那几年，我发现了学生棒制度的一些额外好处，是我在设计之初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首先是体态。学生棒在体内产生的持续扩张感迫使佩戴者必须挺直腰背才能减轻不适，长期佩戴后女生们普遍形成了良好的坐姿习惯。

然后是专注力。

持续的低频异物感像一条锚链，把佩戴者的注意力牢牢固定在当下。

许多受试者报告在佩戴期间的阅读效率和记忆效率明显高于不佩戴时。

最后是记忆力和创造力，教授的研究真的，疼痛和不适真的能对女孩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青春期的女孩极为有用。

2032年

第四代学生棒，也是第一代上线了AI监测系统的学生棒。

这套系统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是古董。

心率感应、体温监测、基础运动加速度感知。

但它可以让学生棒实现自动模式切换：监控佩戴者生理数据，识别出身体已经对当前刺激产生耐受反应时，自动切换刺激模式。

不再需要人工调整旋钮，不再需要受试者主观报告“现在不疼了”然后手动加档。

AI接管了疼痛调节，让受试者始终处于“无法完全适应”的状态，这种动态追踪式的边缘惩罚在心理层面的影响是把最原始的恐惧感变成了持续的、智能的、无法逃避的陪伴。

这一年我四十岁整。

也是从2030年开始，社会的大气候开始变了。

物质生产技术的突破让更多人从温饱中解放出来，但精神空虚的问题同时爆发。

为了所谓的自我实现做出疯狂举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寻短见、危险玩法、极端思想。

市面上对那些疯狂失控的年轻人有一个概括，叫做“社会引爆点焦虑”。

政府开始鼓励各校探索有实效的精神教育管理制度。

陈处长，那时她已经是陈局长了，在一次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放了我们学校的纪录片。

片子是我自己拍的，画面很粗糙，学生们的脸都打了马赛克，但数据是真实的：佩戴学生棒的女生在自律性、专注力、应试成绩、体能适应性和应对挫折能力这五项指标上全部显着高于未佩戴的对照组。

而且无一例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会后不到一个月，我们拿到了第一笔来自市财政的专项资金。

我把那笔钱的百分之六十用在了医疗器械的采购和临床实验上，请来了解剖学专家和生物力学工程师重新设计学生棒的结构。

2033年，

学生棒制度诞生了很久，但这一年我愿称为学生棒元年。

第五代学生棒的生物相容性得到根本改善，从硅胶升级为医用级聚氨酯复合材料，表面软硬度可以动态调节，内置的微型传感器阵列能实时监测肠壁压力和黏膜血流量。

由此，同年，“适应性疼痛管理”理论雏形诞生。

后半程的论文我从存档柜里翻出了当年的会议纪要和那些沾过血与泪的纸质记录，论据厚度远超过任何一份同行的实验室数据。

也是在这一年，学生棒从实验物品正式进入标准化量产阶段。

琢玉中学也不再是唯一一个试点。

周边的城市，先是三个，然后是半个省，开始陆续引入学生棒制度。

我同时开始带着受训过的学生去参加学术会议。

小薇是第一批站上全国体罚教育研讨会的学生报告人，已经上大学的她成熟得体，她讲话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

配套设施全面的更新，特制椅子可以容纳清洁学生棒，给学生棒自动充电，可以给学生们自动灌肠，还能启用抽插放电等一系列体罚功能。

特制内裤不再使用硅胶卡扣，布料里使用了柔性记忆金属，穿起来和普普通通的内裤没什么区别，但可以随时配合学生棒进行上锁。

便于孩子们适应的新生棒也上线了，只有两厘米粗十厘米长，比普通学生棒的三厘米粗十五厘米长小得多。

其他学校有的在研究其他方式的体罚制度，疼痛，羞耻，疲劳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我也在本校引进了他们的体罚制度，就像我的学生棒也被他们不断学习一样。

2036年，快感管理功能的底层算法首次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核上线。

为了提高生育率，培育女学生的性欲也变成了重中之重。

阴道学生棒和尿道学生棒在普通学生棒的基础上研发，很快就投入使用了。

虽然根据政策，接受阴道学生棒管理的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可以接受免费的处女膜修复手术，但很多毕业的学生跟我抱怨，第一次不是和喜欢的人做，而是交给了一根没有感情的棒子。

2038年

我重新设计了成人礼，把它从一个简单的活动变成了一个让女孩们真正长大的仪式。

高二的孩子们在十月六号这天参加，象征他们已经到了十六岁成年。

然后可以和她们喜欢的男孩子体验美好酸涩的第一次。

之后的整个十月，她们不必承受任何体罚，管理，就像二十年前的这里一样。

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她们重新佩戴好肛门学生棒。

等她们升入高三，阴道款和尿道款也会加入对她们的管理。

2040年

强AI系统正式接入学生棒管理平台。这是个分水岭。我四十九岁，头发白了一半。

科技的发展让年轻时候我看的科幻片变成了现实。

我拼命学习，总算没有被时代甩下。

陈局长对我说，以我的能力，当博导都绰绰有余，何必留在一所高中呢？

我告诉她，这里是我一生教育事业的起点也是终点，我将永远扎根于这所校园，研究发展这套成就我的制度。

弱AI时代，学生棒可以根据生理数据调整刺激模式。

但强AI完全不同，它不再仅仅“反应”，而是“预判”。

它能从呼吸频率的微小波动中预测受训者即将进入耐受期，然后在新一波疼痛来临前两秒提前调整刺激参数，让她永远无法建立稳定的心理防御。

再往后发展，强AI开始分析行为数据中的心理投射。

它比施罚者更知道受训者的极限在哪里，也比她们自己更清楚下一步需要什么。

琢玉楼的地下惩戒室在同一年翻修扩建，增加了禁闭室、三角木马专用间和全自动插入式体罚仪。

也是在这一时期，学生棒制度从一个校级的惩戒工具，正式向综合行为管理体系演进。

年级层级差异开始分化，不同年龄段、不同生理发育阶段的学生匹配不同的管理方案。

高一重适应，高二深开发，高三则是全系统的整合——所有的半永久植入设备和阴道棒衔接都在这一时期被推上了试验流程。

高三住校制度的雏形也始于这一年。

2041年，我五十岁。

学生棒实验学校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超过两百所合作校。

之前外界对这套制度最大的批评就是“侵害人权”。

但在全球性精神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一个简单的事实：与其让年轻人在成年之后用自己的肉身去碰撞社会规则，不如在青春期就把规则意识刻进身体的记忆里去。

陈局长退休前最后来琢玉楼转了一圈。

她在顶层眺望看台上看着操场上的学生，指着熙熙攘攘的校门对我说：“刘老师，你已经改变了教育史。”

我说：“只是几十年来没停过而已。”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琢玉楼待到半夜，把木头原型机从展柜里取出来。

三十一岁时打磨的木纹还很清晰，清漆有点发黄，但没有裂。

我想起它当初塞进自己体内时的那种冰凉粗糙的触感，想起那个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年轻女老师，想起她趴在实验台上一边出汗一边写日志的样子。

如果她知道二十年后这根东西会出现在全球上百所学校里，她那时的冷汗大概会少流几滴。

2051年，我六十岁，正式退休。

十年来科技不断进步，第六代学生棒及配套设备的研发，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团队共同完成的。

医学组，机械组，自动化组，人工智能组，心理学组……以及我带头的教育学组。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制作学生棒的医学材料叫什么了，名字太长太绕口。

机械的内部设计图我更是看不明白。

自动化组和人工智能组的朋友很热情，但从来不跟我说他们的工作内容，他们告诉我，有代码基础的科班生都看不懂他们的工作内容，何况是您了？

我只会使用，他们再厉害他们不知道这件工具到底怎么用，到底如何给学生们施加影响。

团队里一位年轻的机械学副教授问我“刘老师，为了一件刑具动用这么多资源值得吗？”我厉声斥责他“这绝不是刑具，你们在研究设计的时候也绝不能把它往刑具上引。这是给高中孩子们使用的教育矫正用具，绝对不能造成超出预期的伤害。”那个年轻人撇了撇嘴“刑具也不能造成严重伤害啊，给犯人弄死了怎么办，我真搞不明白这有什么区别。”

为此，我开了一场会，那些最顶级的博导，教授，科学家们都在听我解释。

我告诉他们，第六代学生棒不是刑具，而是教育用具，如果你们做出的成果是一件刑具，我宁愿继续使用第五代学生棒教育我的孩子们。

最后的成果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的多的多，不如说完全超出了我个人的幻想，新生棒，肛门基础款学生棒，阴道款学生棒，尿道款学生棒，肛门款惩罚棒，阴道款惩罚棒，尿道款惩罚棒，子宫刺球，虚拟虹膜，智能乳环，智能阴蒂环，屁眼蛇，排泄管理便器，特制内裤，特制座椅，自动手铐脚铐，各类型号的体罚台和体罚仪，自动施罚AI，辅助体罚ai，胸部管理装置，自动变形口塞口罩，自动变伏电极贴片，智能三角木马，针对不同创伤的恢复药剂，甚至完全不会造成创伤的超梦体罚……无数种类繁多的配套设施，这是整个世界所有顶尖科研团队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第六代学生棒与AI管控系统相连，能自动收集学生们的身体数据，新生棒看似没有动作，只是插在那里，但它已经开始暗中收集每个孩子的数据，自动分析她们的心理。

当学生棒替代新生棒，学生棒的AI会依靠新生棒的AI收集的数据，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变形，插入，扩张，震动，膨胀，旋转，抽插，放电，灌肠，禁止排泄，上锁，分泌惩罚性液体，调节自身温度，多段独立运作……每个女生都能根据自己被暗中收集的数据，接受最接近她们极限的强度。

保证让孩子们始终濒临那道临界线，但永远不会跨过去，她们会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从弱到强，从脆弱到坚韧，从迷茫到坚定，那道临界线会越来越往后，当她们恢复自由远离那道线之后，她们生病的可能性会极低。

那个病叫什么来着？对，赛博精神病。

退休仪式办得很简单。

学校想搞个大礼堂的欢送会，被我拒绝了。

最后只是在琢玉楼七楼的工作室开了个茶话会，很多孩子们都回来了。

小薇已经是省教育厅的副处长，小茹成为了画家，萌萌在工厂里操作仿生人，她说以后没有工人只有领班了，小迪在国外读博，专门研究教育惩戒的心理学机制，她说她的导师听到我们学校的制度时下巴差点掉了，现在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持续性体罚装置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

我说这题目太长，一眼看过去不知道在写什么，她说这就叫学术规范化。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

聊到三十多年前那根木头棒子，聊到那些汗水、泪水和括约肌撕裂出血的第一批受试者，聊到今天全球数百所学校里正在佩戴学生棒的数以百万计的女孩子。

离开的时候大家站在门口，看着工作室墙上那幅人体解剖图和密密麻麻标注着插入角度的参数卡，沉默了很久。

“老师，你这一辈子做的事，可能要再过一百年才能被完全理解。”

退休之后我没有离开学校。

学校给我保留了七楼的这间工作室，我不用再教课，专心做研究。

退休这七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编写《学生棒管理制度史》，从2020年那根木头原型机写起，一直写到最新一代的全自动AI惩戒平台。

预计完稿的时候应该有五十万字。

第二件是开发家用款体罚设备。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在高中阶段接受最高强度的管理，但很多成年人，尤其是从琢玉楼走出去的毕业生，她们在离开学校之后反而怀念那种被规则包裹的安全感。

市面上做的那些成人用具太轻了，跟当年教具的体验完全脱节。

我花了几年时间和医疗科技合作，设计出了一批能在家里安全使用的轻量级体罚棒和配套穿戴设备，保留了惩罚的核心体感，同时确保不会被滥用或造成伤害。

第三件事，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我在研究疼痛与记忆的关系。

三十多年的实验数据表明，人在持续低强度疼痛状态下形成的记忆比在舒适状态下更牢固。

那些在高一最痛苦的期末考试中一边哭一边答题的学生，后来回忆起当时的考题，准确率反而比平时测验更高。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是神经科学的边界。

如果有一天这个发现能被应用到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中，那我这辈子才算真的值了。

最近我常常站在七楼的窗户前，看着操场上的学生做操，看着她们穿着白丝和短裙排成整齐的行列，动作干净利落，脊背挺拔。

现在的孩子们比我那时候的学生更适应这套制度，恐惧还在，但恐惧之外多了一层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一种坦然的、甚至略带骄傲的接受。

我见过很多毕业生的留言，她们用的词不是“被惩罚了”，而是“撑过来了”“完成了”“我赢了”

（打个补丁，未来社会上网分级非常森严，未成年人绝对看不到相关信息，只能口说笔传地模糊了解，所以女主只是听说学生棒，但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

“撑过来了”。

当这个词取代了“被惩罚了”，制度的真正意义才浮现出来：它不是施虐，不是受罚，而是在清醒的、自主的状态下走完一段极度艰难的路，然后用那种被撑开过、撕裂过、愈合过的身体，去面对剩下的整个漫长人生。

2058年 尾声

前天有一个高一新生来我这里取东西，站在门口，看着我书架上的木头棒子问：“这个东西真的有人用过吗？”

我说有。不止用过，它改变了这所学校，也改变了教育的方式。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希望她永远不会用到第二代原型机。

但我同时也希望她懂得，在这所学校里，在所有这些被塞进体内的学生棒中间，在这条从自己身体内部穿越而过的漫长隧道尽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你能承受的，远比你想象的更多。

那个声音不是别人。

是三十八年前的自己，正趴在工具间外那张旧长桌上，在还没擦干净的木屑与硅胶碎料之间，写下第一页除了她再无人能读懂的实验日志。

2020年秋

琢玉中学 生物教研组。

刘敏如，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