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过得平静而诡异。
白天，母亲像所有来队家属一样，做饭、洗衣、收拾屋子。
她有时会和别的家属一起去服务社买东西，有时一个人坐在窗前看书。
她的一举一动都那么自然，那么从容，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些落在她身上的目光。
但我知道她注意到了。我注意到她偶尔会微微皱眉，偶尔会刻意避开人多的地方。但更多的时候，她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些目光无处不在。
食堂里，打饭的士兵会多给她一勺菜，眼睛却盯着她的胸口。
服务社里，卖东西的战士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她说话，目光在她身上流连。
操场上，训练的士兵会故意跑到我们楼下，就为了多看她几眼。
甚至周副营长，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也常常找借口来家里。
有时是送文件，有时是问工作，有时什么都不为，就坐着喝杯茶。
他坐在沙发上，眼睛却一直追着母亲转，从厨房转到客厅，从客厅转到阳台，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
父亲似乎没注意到这些，或者注意到了但不在意。
他每天早出晚归，忙得脚不沾地。
晚上回来吃过饭，就和母亲早早回房。
他们的房间隔音不好，我每晚都能听见那些声音，听见母亲压抑的呻吟，听见父亲粗重的喘息。
那些声音像火一样烧着我，烧得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我开始害怕夜晚的到来。
每到天黑，我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被子蒙住头，努力不去听隔壁的声音。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越是压抑，那些声音就越是清晰，越是往脑子里钻。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他们房间的时候，忽然听见母亲说了一句话。
“如海，你轻点儿……如海还在隔壁呢……”
父亲喘息着说：“他听不见……”
然后母亲笑了一声，笑得很低，很媚，像小猫叫。
我站在门口，浑身僵硬，心脏砰砰地跳，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想走开，但脚像生了根一样，动不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找回自己的腿，踉踉跄跄地跑回房间，关上门，大口喘气。
那一夜，我做了很奇怪的梦。
梦里母亲站在一片迷雾中，向我伸出手，眼神温柔而哀伤。
我想走过去，但脚下像陷在泥里，怎么也迈不动步子。
她就那样看着我，一直看着，直到迷雾把她完全吞没。
我惊醒过来，浑身是汗。窗外天已经蒙蒙亮，操场上传来出操的哨声。隔壁已经没有声音了，大概父亲已经走了。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乱成一团。
我这是怎么了？
有一天下午，父亲难得回来得早。他说这几天任务不紧，可以陪我们出去转转。母亲很高兴，换了件新买的毛衣，还涂了口红。
我们去了塔城市区。
说是市区，其实还不如内地一个小县城大。
一条主街，两边是些店铺，卖什么的都有。
母亲逛得很开心，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还给我买了件皮袄。
“这边冷，穿这个暖和。”她在我身上比划着。
父亲站在一旁，看着她给我试衣服，嘴角带着笑。
阳光照在他脸上，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
我忽然发现，父亲笑起来的样子其实很好看，眼角虽然有了皱纹，但眼睛很亮，很温和。
买完东西，我们去了一家小饭馆吃饭。
父亲点了很多菜，说难得一家人一起吃饭。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说：“如海十八岁了，是大人了，可以喝点酒。”
母亲瞪了他一眼：“他还是孩子。”
“十八岁还孩子？我十八岁都当兵了。”父亲笑着说，“来，如海，跟爸喝一杯。”
我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酒是当地产的，烈得很，辣得我差点吐出来。
父亲哈哈大笑，母亲也笑了，递给我一杯水。
那一刻，我觉得很温暖。好像我们终于是一家人了。
吃完饭，我们在街上闲逛。
母亲走在中间，我和父亲一左一右。
夕阳西下，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看着地上的影子，三个影子紧紧挨在一起，像从来没有分开过。
忽然，父亲停下脚步，指着对面说：“那边有照相馆，我们去拍张全家福吧。”
母亲眼睛一亮：“好呀。”
照相馆很小，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他让我们坐在一块布景前面，布景是天安门的图案，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
“靠近一点，”老板说，“笑一笑。”
我们靠近了一点。父亲的手搭在母亲肩上，母亲的手放在我腿上。老板按下了快门，咔嚓一声，闪光灯亮得刺眼。
“好了，三天后来取。”
走出照相馆，天已经黑了。街上亮起了路灯，昏黄的光洒在地上，像是给路面镀了一层金。
母亲挽着父亲的胳膊，头微微靠在他肩上。
我走在一旁，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既高兴，又失落。
高兴的是，他们终于在一起了；失落的是，我好像是个多余的人。
晚上回到家里，母亲去厨房烧水，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回房间看书，但怎么也看不进去。
隔壁又传来了那些声音。
但这一次，声音很轻，很温柔，不像之前那样激烈。
母亲的呻吟声低低的，柔柔的，像摇篮曲。
父亲的喘息也很轻，像在哄孩子。
我听着那些声音，忽然觉得很安心。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终于可以像正常的夫妻一样生活了。
虽然这生活很短暂，虽然过不了多久父亲又要去执行任务，但至少现在，他们是幸福的。
我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那一夜，我没有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