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三周年那天，我们在出租屋里吃了一份已经凉透的外卖。

酸菜鱼的汤面上凝了一层白色的油脂，我用筷子戳破它，看着底下浑浊的汤汁慢慢渗出来。

林楠坐在我对面，穿着一件领口洗得发白的家居服，头发随便扎在脑后，脸上没有任何妆容，素净得像一张没有落款的宣纸。

“老公，”她夹了一块鱼肉放到我碗里，声音很轻，“别想了，广告公司的事，不是你的错。”

我嗯了一声，把那块鱼肉塞进嘴里。鱼肉已经凉了，腥味在舌头上蔓延开来，我嚼了两下就咽了下去，什么都没说。

广告公司是我们结婚第二年开的。

说是公司，其实就是一间十平米的隔断间，在一栋老旧的商住两用楼里，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壁，白天也要开灯。

我在里面跑业务、谈客户、做方案，她在里面管账、开发票、整理合同。

两个人的办公室，两个人的战场，两个人的梦想。

我们撑了大半年。

那大半年里，我瘦了十五斤，她瘦了八斤。

我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来，有时候连晚饭都顾不上吃。

她心疼我，每天晚上不管多晚都会等我，给我热一碗面，或者煮几个饺子，然后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吃，自己一口都不动。

我说你也吃。

她说我不饿。

说不饿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道光让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但有些东西不是靠努力就能得到的。

资金链断裂的那天，我一个人在那间十平米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把所有的合同、方案、名片都装进了一个纸箱子里。

纸箱子不大，刚好装得下我两年的心血。

我抱着那个纸箱子下楼的时候，电梯坏了，我走了十二层楼梯，每下一层都觉得箱子重了一分，走到一楼的时候，手臂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

林楠在楼下等我。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羽绒服，站在大楼门口的灯光里，看到我出来，走过来把箱子接过去，抱在自己怀里。

“走吧，”她说，“回家。”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都没说话。

公交车很挤，她抱着箱子站在我身边，箱子挡住了她的半张脸，我只能看到她露出来的眼睛。

那双眼睛很亮，亮得有些过分，像是把所有的眼泪都憋了回去，变成了光。

“要不……”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她忽然开口了，“回老东家吧？”

我侧过头看她。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她的睫毛很长，在眼睛下面投下一小片阴影。

她说的是我们以前上班的地方－－一家做商业摄影和平面设计的公司。

老板姓沈，四十多岁，戴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看起来像个温文尔雅的文化人。

我和林楠都在那里干过两年多，我是业务部的，她是行政兼后勤。

后来结了婚，觉得两个人都在别人手下打工没什么前途，加上年轻气盛，觉得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单干，于是一冲动就出来了。

冲动是魔鬼。

这句话我以前不信，现在我信了。

“我前几天给他打过电话了。”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不太想说这件事，“他说……可以回去，职位不变，工资还和以前一样。”

我心里动了一下。和以前一样，那是她四千五，我六千。两个人加在一起勉强够还房贷和吃饭，但总比现在什么都没有强。

“他有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我问。

林楠沉默了几秒。我能感觉到她在犹豫，犹豫要不要告诉我什么。窗外的风把树枝刮得沙沙响，那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没有，”她最终说，“就说随时可以回去。”

我翻过身，面朝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吊灯的位置，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那道裂缝就在了，房东说是楼体沉降造成的，不碍事。

三年来我看了它无数次，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觉得它刺眼。

“行吧。”我说。

林楠嗯了一声，伸出手在被子下面找到了我的手，握住了。

她的手很凉，指节分明，骨感而纤细。

我反握住她，拇指在她的手背上轻轻摩挲，能摸到皮肤下面细小的血管和凸起的骨节。

我们就这样手握手地躺着，谁都没有再说话。

但我心里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转，转了一整夜，转到天亮的时候我都没睡着。

那个念头是－－沈总那个人，我了解得不多，但我在他手下干过两年，知道他不是一个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好的人。

他让我们回去，而且职位不变工资不变，这太顺利了，顺利得不像真的。

也许是我多想了。

也许人家就是念旧情。

也许吧。